与巴格达市长在一起
抢滩伊拉克
1978年，现代集团经过周密筹划，成功登陆伊拉克建筑市场。但由于当时韩国和伊拉克还没有
一天，一位当地人对我说：“你去试试看，能不能见到巴格达市长瓦拉布。没准他愿意见你呢。”
面见瓦拉布谈何容易。几次面谈申请都石沉大海。我恳切地拜托市政府的翻译员：“请转告市长，让我见他一面吧。请不要把我看做韩国的企业代表，就说是一个从东方来的、喜欢年轻革命者的人，急切渴望能见他一面。”
伊拉克在工程订单运作方面是个极为特殊的国家。公开或暗地里的贿赂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要想见到清廉的国家高官，诉诸“性情”或许还是一条有希望的途径。
终于，瓦拉布同意接见我们，但只有10分钟时间。
“市长先生，听说您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实在令人敬仰。在我看来，身为大丈夫，即使为国捐躯也是一大幸事，您说呢？”
“是啊。”
瓦拉布接过话来，“我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每天的工作堆积如山，实在觉得时间不够。”
“我也是从来没睡过五个小时以上。在这一点上我和您还有些相似之处。”
“哦？你一个商人，每天也只睡三四个小时？”
瓦拉布表示出了兴趣。原定的10分钟飞快地过去了。
“我的祖国很穷，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为了富国强民、促进经济发展，我觉得睡觉实在是件奢侈的事情。我虽然在企业工作，但是为企业奋战，其实也就是为国家奋战。我个人从小就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我意识到摆脱贫穷不仅是我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使命。我们在走出落后的道路上积攒了很多经验，也希望能用这些经验在为贵国发展出一份力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目前，我们已经争取到了贵国的一项建筑工程，但是苦于种种限制，工程进展一再延误。和欧洲企业相比，我们更崇尚正直与勤奋。希望我们能像朋友一样友好相处，齐心协力从贫穷中站起来。像你们这样清廉的公职人员，我在中东还是第一次见到。我非常希望能和你们这样的朋友合作。”
瓦拉布松开腰带上的配枪，让我坐在离他稍近的地方。他把秘书叫进来，指示说还想再聊一会儿，不要让别人进来。
最终，原定的10分钟一直延长到2个小时。我们对国家的认识、对事业的热情、对中东和亚洲的历史以及个人经历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问他，下个月我来巴格达时能否再见到他，他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国内，与瓦拉布会面的兴奋感尚未散去，现实的困难已扑面而来。赴伊工作人员的签证需要10天到1个月，而且还不能办理团体签证，必须逐个审批，程序极为繁琐。这使我们的工程项目陷入了危机。
我只好重返巴格达，申请与瓦拉布市长面谈。他答应在当天中午12点约见我。
在巴格达市内的一家高级俱乐部里，我和瓦拉布一边用餐，一边聊着他感兴趣的与韩国经济开发模式有关的话题。突然，他对我说：
“我们伊拉克和朝鲜走得很近，你在这里活动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这句话恰好启开了我的正题。我顺势道出了苦衷：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施工人员进不来。我作为社长，从科威特入境伊拉克就得花4天时间，我们的一个普通工人甚至要花1个月的时间，这必然会影响到工程的进度。我们急切地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如果能团体签证就好了。普通工作人员团体入境也是国际通行的一种惯例。”
“好，你把相关文件提交上来。”
事情终于有了眉目！
第二天，我便接到了瓦拉布的电话。
“我们外务部答应向你们公司的工人提供特殊方便。”
在瓦拉布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人员顺利获得了赴伊团体签证。
一个月后，我第三次进入伊拉克，和瓦拉布约好了在一家高级餐厅见面。那天，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两位朋友。一位是伊拉克住宅建设部部长，另一位是商工部部长，都是伊拉克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两位都是我兄长一样的朋友。你要想在这个国家工作，他们的支持是很必要的。”
瓦拉布的善解人意令我心存感激。
后来，两位部长先走一步，剩下瓦拉布和我两人，我借机提到设立领事馆的可能性，瓦拉布脸色微变，我连忙收住了话题。
又过了一个月，我第四次来到巴格达。某一天，瓦拉布市长颇为神秘地让我坐上车，说要给我介绍一个人。汽车径直朝着总统府方向驶去。
“此人是主管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其身份虽然是副首相，实则是第二位实权人物。”
我有些紧张地问瓦拉布：
“我什么也没准备啊，跟副首相说什么好呢？”
“上次你不是跟我提过设领事馆的问题吗？见机行事吧。”
礼节性的问候之后，副首相先开口了：
“你是我接见的第一位外国建筑企业家。听说你们很想在建筑领域与我们合作，只要努力就会有成果的。”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但为了工作，我想请求您一件事情。”
“什么事？”
“为了能保质保量地按时完工，我们需要把很多工人陆续送到这里的工地。但是，因为我们韩国和贵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出入境非常麻烦。为了方便工程建设，能否制定相当于领事业务的某种措施？”
副首相的脸沉了下来。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慎重考虑。”
虽然不是同意，但也不是拒绝。
事后，我又和瓦拉布商量这个问题。瓦拉布考虑了很长时间，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如果问题解决了，‘现代’以什么方式表示诚意呢？”
我连忙说：
我们愿意赠送50辆现代公司生产的汽车。”
但瓦拉布否定了我的提议。
“汽车我们不缺。你们公司生产小货车吗？”
“当然。”
“那就送小货车吧。设立总领事馆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我紧紧握住瓦拉布的手。
回国后，我立刻向青瓦台递交了报告。
心急如焚地等了一个星期，终于收到青瓦台的答复：可以赠送小货车！现代汽车公司立刻另设生产线，紧急制造特殊的小货车，并以最快的速度通过科威特直航船运抵伊拉克。赠送仪式盛大而热烈，感觉建交已指日可待。
回到首尔后，中央情报部的一位高层人员找到我，说：
“估计很快，我国就会和伊拉克建交。此前，我们情报部一直通过科威特大使馆进行建交努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件事应该由两国政府通过公开途径进行，所以希望民间企业不要再介入了。”
我无话可说。其实，我根本没有刻意地去做什么。所有的一切只是在为现代建设开拓海外市场的努力中得到的意外收获而已。
不管怎样，韩国最终和伊拉克建立了领事关系。从那时起，韩国的其他企业像潮水一般涌向伊拉克，掀起了建筑业“中东之梦”的第二波高潮。
然而，正所谓世事难料。就在第二年初，发生了“伊斯兰革命”；接着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并开始了消耗性的持久战。韩国企业不得不退出了艰难开拓的伊拉克建筑市场。
出席马来西亚槟榔大桥签约活动
马来西业的启示
我和马哈蒂尔的初次见面是在70年代末。
当时，现代公司正在马来西亚建设一座水坝。作为企业代表，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结交工程所在国的高级官员。马哈蒂尔当时还只是马来西亚的副首相。他曾因政见不同，遭到当权者驱逐，一度流亡国外。后因民怨沸腾，首相才准其归国。因此，他当时虽为副首相，其实只是虚职，手中并没有真正的实权。
我每次进马来西亚政府大厅，必去拜见马哈蒂尔。1981年，现代建设参与了世界第三大桥“槟榔大桥”建设工程的竞标活动。马来西亚对这座大桥的期望很高。从计划到完成花费了20年之久，工程费用超过3亿美元。
参加竞标的共有17个国家的41家公司。最有实力和我们竞争的是日本的丸红公司和法国的伯纳德公司。第一轮竞标结果：法国伯纳德第一，韩国现代第二，日本丸红第三。
随后，三家公司展开了决斗。
法国伯纳德的竞标价格比较低，但与其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工期短。日本丸红和日本政府、驻马大使馆全力合作，多方积极活动，提出向马来西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我们则是四处碰壁。我唯一能接触到的政府高官就是副首相马哈蒂尔。
“你知道我没有能力帮你，为什么还来找我？”
第二次见到他时，他这么问我。
我故意开起了玩笑：
“回到公司总部后，我得报告都见到了谁。因为日本公司从中作梗，我们见不到有决定权的首相；如果我说见到了副首相，总部至少会认为我们和实权者接触过。”
马哈蒂尔笑了。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但你得给我讲讲韩国的事情。”
从那时起，我们经常见面，谈得十分投机。
马哈蒂尔的信念是，如果不改掉依赖性和惰性，马来西亚就难以发展。他之所以关注韩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和马哈蒂尔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有时，我也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忠告。
但是，对于“槟榔大桥”工程，马哈蒂尔只能对我说：
“很抱歉帮不上忙。”
我在无奈中回到了首尔。
1981年春，我在韩国听说马来西亚国内发生民族纠纷，政治局势大变。我再次赶往马来西亚。
下了机场，我无意中买了一份报纸，惊讶地看到原首相突然辞世的消息。谁会接任首相呢？
我马上打电话给副首相秘书，申请与马哈蒂尔面谈。在这个非常时期，马哈蒂尔还能接见外国企业人士吗？意外地，马哈蒂尔答应见我，但没有约在办公室：
“我马上要去新加坡，所以没有时间在办公室见你。我去机场的路上要回家换一下衣服，你去我家等吧。”
我连忙赶往副首相府，和夫人聊了一会，马哈蒂尔就进来了。
“报纸上的新闻是真的吗？您会出任首相吗？”
“等我从新加坡回来，谜底自然揭晓。”他的语气中充满自信。
那天下午，一切尘埃落定，马哈蒂尔被推举为新一任首相。
而我，还得继续为“槟榔大桥”工程四处奔走。
对马哈蒂尔领导下的新内阁来说，选择哪家企业承接“槟榔大桥”建设工程，其运作方式必然与过去的政权有很大区别。收受政治资金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哈蒂尔的想法是：对于政权、公务员、企业等整个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马来西亚来说，要想改变社会面貌，必得从政府开始实施廉政建设。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强调现代建设的优势与诚意，努力说服马哈蒂尔的改革内阁。对于法国伯纳德公司，我们依然采取了缩短工期可以增加利润的对策；由于被牵涉进原政权官僚的调查案件，日本丸红公司失去了参与竞标的资格。
最终，现代建设拿下了“槟榔大桥”建设工程。
1982年初，现代建设筹备了一场盛大的开工典礼，搭建了一个和韩国总统出席的开工典礼同样规格的舞台。
开工典礼的前一天，首相府秘书长和一名警卫人员来到现场巡查。秘书长看过讲台后吃了一惊，走到我身边说：
“首相的座位上有遮阳篷，但下面的5000人怎么办？”
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了。在韩国，我们从来都是只考虑总统的座位，怎么在马来西亚……
秘书长接着说：
“要么把其他5000个座位上也搭上遮阳篷，要么把首相夫妇座位上的遮阳篷去掉。”
我受到了很大冲击。竟然还有这么为百姓着想的官员！
在24小时内怎么可能布置出2000多坪、容纳5000人的遮阳篷呢？我一边吃午饭，一边苦想冥思。
“100坪左右的没问题吗？”
马来西亚方面的人回答说，100坪没问题。
“那就找20家公司，每家负责100坪！”
第二天早上7点，“遮阳篷工程”顺利完工。9点，也就是活动开始前的一个小时，秘书长和警卫人员来到了现场。
“李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秘书长目瞪口呆。当然，他的惊讶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查看了讲台后，秘书长又把我叫住了：
“这两把椅子怎么这么大？”
“哦，这是为首相夫妇准备的。”
秘书长歪着头看看我，说：
“首相的屁面比别人的大吗？”
他随即让人换了两把和其他人一样的椅子。
在随后开始的典礼上，马哈蒂尔用马来西亚语作了演讲，观众席上不时传来热烈的笑声。我虽然听不懂，但也不好意思作麻木状，只好迎合着微笑。
这时，一位马来西亚管理人员捅了我一下。
“李社长，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笑吗？”
我又尴尬地笑了笑。
“首相说，韩国现代是阿里巴巴大盗，大家要抓紧向他们学习，才能早日把他们赶出去。”
我又一次受到了冲击。
遮阳篷事件、“大屁股”玩笑、“阿里巴巴”论……一场短短的开工典礼，让我受益匪浅。
菲律宾闹剧
在马来西亚的胜利喜悦，到菲律宾化为了一腔愁闷。
投资1.5亿美元的菲律宾传输线工程竞标活动发生在马科斯总统夫妇开始流亡的前一年――1985年。和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末期一样，当时菲律宾的政治腐败达到了极点。
马科斯和伊梅尔达虽为夫妻，却各有一方势力，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多地收受贿赂。作为外国企业来说，很难判断站在哪边更有胜算。
在传输线工程竞标活动中，现代建设又一次遭遇了“宿敌”日本丸红公司。
但这一次，胜利不属于我们。
对于这次运输线建设工程的输赢结果，马科斯的一名亲信曾经这样对我解释：
“只能说，马科斯这次输给了伊梅尔达。”
次年2月，菲律宾进入了阿基诺夫人政权时代。那一年，我们拿到了在菲律宾马尼拉建设亚洲开发银行总部的工程项目。在开工典礼后的欢迎会上，我见到了阿基诺夫人和陆军参谋长拉莫斯先生。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他来宾早早地在座位上就座，但是以“新政权掌权者”闻名的拉莫斯却谦虚地坐在最后一排。阿基诺夫人也毫无司空见惯的“总统派头”，其身边只有两名警卫同行。
阿基诺夫人在会上作了简短的演讲。之后，她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在礼节性地问候之后，我问她：
“您为什么只带两名警卫？”
在机场目睹丈夫被暗杀之后，阿基诺夫人为什么还能如此豁朗？
夫人笑着说：“我是为了菲律宾的民主化而竞选总统的。民主化是菲律宾国民的一致意愿。现在不管谁当总统，民主化是必然之路。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保卫一个人的生命吗？”
我向她表示了敬意。
阿基诺夫人离开后，拉莫斯走了过来。
“在你们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0美元的时候，我们菲律宾曾经帮助过你们；而现在，我们却成了接受帮助的一方。这都是政治错误所导致的。但现在，我们将重新起步，也许很快就会赶上韩国。”
和拉莫斯的一席谈话让我隐约感觉到，他总有一天会成为菲律宾总统。后来，他果然接任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带领菲律宾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
（摘自《经营未来：李明博自传》，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2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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